不管哪本关于社会福利的书刊,都会提到在欧洲的人权社福大国丹麦、瑞典等国,没有所谓的长期卧床的老人。
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卧床的老人呢?
其原因在于,在欧美人的普遍认知里,高龄者到了临终期会自然而然失去食欲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使用经肠道营养或点滴等人工补充营养的方式为高龄者延命,也就是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,反而被视为一种侵害人权与伦理的行为,更会被认为是在虐待老人。
当地并不会在高龄者开始无法进食时,给与经肠道营养或点滴,就算发生感染引起肺炎,也不会施打抗生素,仅投以内服药。当然也就不会有必要将患者的手脚绑起来。
单刀直入地说,大多数的患者在进入意识不明的长卧状态前,就自然地寿终正寝了,这样的社会不会制造出长期卧床的高龄患者。
死亡有一万扇门,你在哪扇门前谢幕
巴金: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。
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,都是在医院度过的。这6年里,他以院为家,整天躺在床上,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,默默承受着“语不能言”的悲哀。
因为气管切开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,他不能自己进食而靠鼻饲。为了吸痰,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,嘴合不拢,下巴脱了臼。后来还做了气管切开,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。
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。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。周围的人对他说,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,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。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,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,说不尊重他。
巴金还不止一次地说:“我是为你们而活。”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”
罗点点: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,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!
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。60多岁的她曾做过12年医生,见识太多死亡。有一次,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会,谈论起死亡:“我们不希望在ICU病房,赤条条的,插满管子,像台吞币机器一样,每天吞下几千元,最‘工业化’的死去。”
几个朋友开玩笑,要不要弄一个俱乐部,叫“不插管俱乐部”,临终时绝不过度抢救,让身体自然死去。最后,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,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。
直到有一天,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“五个愿望”的英文文件。
“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。”
“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。”
“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。”
“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。”
“我希望让谁帮助我。”
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“生前预嘱”的法律文件。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,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,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,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、插气管等等。
罗点点开始意识到: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,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!她说:“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办法,让我们在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,不要那么痛苦,不要那么惊慌失措,不要受那么多的罪。”
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——尊严死。“所谓尊严死,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,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,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,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。”
2006年,罗点点试图借助网络舆论的传播,推广“生前遗嘱”和“尊严死”。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预嘱,万一将来到了生命末期、没有恢复期望时,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,使自己自然地、有尊严地死亡。她给网站取名为“选择与尊严”。
当面对不可逆转、药石无效的绝症时,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。
经济学人发布的《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》指出:英国位居全球第一,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
什么是死亡质量?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。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?是因为当面对不可逆转、药石无效的绝症时,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。
上世纪70年代,缓和医学在英国成为一门医学专科。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,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,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。
世卫组织提出的“缓和医疗”原则有三:
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;
既不加速,也不延后死亡;
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。
缓和医疗既不让末期病人等死,不建议他们在追求“治愈”和“好转”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,更不容许他们假“安乐”之名自杀,而是要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、宁静和有尊严。
毕竟,生命是为了享受人生而继续。
转载自:长沙理工心部落